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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小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实用27篇)

      人口老龄化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1】

      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_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我国人口总数达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

      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一、人口老龄化表现形式

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美国用了60年，最短是日本用了25年，故我国人口龄化速度与发达同家的速度相比十分惊人。

      中国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以后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人口的1/5，占亚州老年人口的1/2

      开成原因，由于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减少了出生，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造成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出现了低生育、低死亡的结果，从而显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

      2、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

      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3、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

      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

      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

      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4、老龄化对家庭和赡养依赖性增强。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

      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1、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来人口。

      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一旦失误很长时期难以挽回。

      只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

      2、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增加老有所养措施。

      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由现收现付体制改为“流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让劳动者分享经济的成功果实。

      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与村级扶持相结合，发扬子女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保证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

      切实保障孤寡老人的五保待遇，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3、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

      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及家庭不致因病致贫，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

      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

      开设老年医院、老年人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病门诊,实施家庭病床，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4、拓宽渠道，发展老龄产业。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功能。

      社区应积极实施老人照料，老年食堂、托老所，法律空间服务站，文体娱乐设施，开展多样化的老年体育健身活动,积极兴办托老院、敬老院、福利院和各种照料老年人的社区服务组织。

      做到小事不出门，难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道)。

      6、尊老爱幼，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有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应加大宣传和发扬光大，使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形成良好尊老爱幼的风气，积极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老年人有一个温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2】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

      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

      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

      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

      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

      在～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

      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

      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降至，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降至左右。

      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降至左右。

      根据国家_1%人口抽样数据和～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总和生育率处于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

      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对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研究。

      研究显示，这一时期东亚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奇迹具有较大贡献。

      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增长大大快于受供养人口增长，从而提升了人均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政策使人口转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实现。bloom，canning和seyilla把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契机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pi-dend)。

      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在此基础上，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将人口红利扩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人口红利”。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未成年人较少和人口寿命更长会提高每名劳动者的资本及其它生产资料占有量，而个人也会较强烈的积攒资产以备养老的动机，这将导致人均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增加。

      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他们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短暂的。

      虽然第二人口红利中资产积累的高速度也是短暂的，但人均资产和人均收入将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

      因此，第二人口红利是持久的。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

      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

      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

      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

      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

      人口问题能否以日为鉴?【1】

      当前呼吁调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民众，很喜欢引证日本战后的人口发展经验及当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问题，而绝口不提国土面积与中国几乎相等的美国。

      这似乎容易理解。

      与美国相比，我们在国力上的相形见绌、人均财富上的捉襟见肘，让人很难回避中国人口过多的事实。

      但日本不同。

      日本以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弹丸之地，拥一亿两千八百万人口之众，在相对的意义上，说日本其实比中国人口更多也毋庸置疑。

      而当今日本千方百计地鼓励国民生育，以挽救超低的生育水平，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强硬推行计划生育。

      因此，中国民众把日本当作一面镜子来杯葛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乃是俯拾即是的现象。自然也有人更愿意拿美国甚至澳大利亚作为参照，支持_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从引证之学与辩论之术来看，反对与支持两方这样一来便沦为各执一词，形同鸡对鸭讲，谁也说服不了谁。

      假如基于中国国情继续推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是理性的，那么无论比较美国还是参考日本，都应该衍生出相同的支援性结论。

      所以，站在力挺计划生育的一方，哪怕日本这面镜子不尽如人意，也不能拒绝。

      相反，倒要看一看，人口问题上日本这面镜子到底照出了什么!

      战后日本出现了两次人口增长高峰：第一次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持续三年的婴儿潮，共出生八百零六万人，总人口增至八千一百七十七万人，出生率由一九四五年的‰急速上升到30‰—‰。

      这个时期出生的人被称为“团块世代”，而这个团块世代中的女性到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进入适婚年龄，又形成了战后第二次生育高峰。

      经过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到一九七三年日本总人口终于突破一亿关口。

      经历了战乱之苦，新中国甫定同样迎来了人口增长高峰。

      与日本相比，生育率水平不相伯仲，但中国出现了三次人口高峰，而且每次高峰的持续时间要远远超过日本，分别持续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八年、一九六二至一九七零年的八年及一九八一至一九九零年的九年。

      日本战后二次人口增长高峰使总人口增加了(一九四五，一九七三年)，而新中国三次人口增长高峰使总人口飙升了(一九四九，一九九零年)。

      面对战后出乎意料的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中日两国政府都先后做出了反应。

      但日本政府反应迅速，在第一次婴儿潮来临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日本政府便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

      等到政府二十几年后才开始限制生育时，日本人口形势已是时过境迁，人口生育率在七十年代中期甚至下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以下。政府在见识了整个第一次人口高峰的凌厉之势后，对人口问题虽有警觉，但随即被浮夸与冒进之风所冲淡。

      一九五七年提出“新人口论”、主张限制生育的马寅初还被打成了右派。

      直至经历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整个人口形势变得危如累卵，_再也不能坐视不理，这才在一九七三年出台“晚、稀、少”的人口政策。

      可是人口基数已大，限制措施为时已晚。

      接下来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虽大幅下降，但年均新增人口依然高企。

      最终政府不得不在一九八三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并将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战后中日两国的人口增长和有意识的人口控制，虽有很大差别但终究还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战后两国的经济社会景象以及人口与经济之间的态势，却是天壤之别。

      战后日本在物质资本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经过到五十年代中期的经济恢复，再用不到二十年时间，就由一个令人唾弃的列强帝国，一跃而成为叫整个世界惊羡的工业强国。

      一九六八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同样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基础，在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后，亦试图鼓足干劲搞建设，但随后演变成内部阶级斗争，“反右”与十年内乱将国民经济重新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战后中日两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演变的泾渭分明，彻底改变了两国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先是五十年代的节制生育降低了人口生育水平，到了七十年代人口再生产已经无需政策节制，发达的经济基础与崭新的文化环境形成了自发的生育约束机制，以至于日本政府开始面对超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新人口问题。

      反观中国，在国民经济每况愈下的同时，当国民的基本权利只剩下生育自由时，无度的人口繁殖反过来成为社会发展难以承受的巨大负担，计划生育前甚至采取了把城市青年赶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方式，来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

      如今，很多人不理解，日本人口那么多，人口密度那么大，还要鼓励生育，而中国人口虽多，但国土幅员辽阔，经济资源固然不能与俄罗斯、美国相比，但比日本还是绰绰有余，况且经过四十年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之列，何以泱泱大国非得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对此，笔者有如下浅见：

      第一，日本比中国更有能力负担较多的人口。

      二零一二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万五千七百七十四美元，中国五千四百三十二美元，日本人均财富是中国的倍。

      如果日本人宁愿承受与中国国民一样的生活水平，它的总人口可以膨胀到十亿;反过来说，中国人口继续不加节制地增加下去，只会令国民的生活状况愈加窘迫，也会令目前由于人口过多而加剧的人与资源、人与财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紧张，酿成更大更多的社会发展问题。

      日本资源匮乏，但日本人凭借一技之长足以从地球上任何国家那里获取它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反躬自问，我们目前尚没有那种力量。

      出于民族情绪而_之所以难以奏效，盖由于日本技术已渗透到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况且抵制所谓之“日货”，不仅包含着日本人骄傲的技术利得，也浸润着中国劳工的血汗。

      第二，日本面临劳动人口枯竭的危机，而中国长时期内劳动力供给仍然过剩。

      日本战后在短暂的人口增长高峰后，七十年代中期人口发展出现逆转，人口出生率下降之快，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生育率锐减使得每年新生儿数量有可能少于死亡人数，人口“少子化”呈明显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出台鼓励与奖励妇女生育的政策，以便保障经济系统必要的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人口的供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日本的经济成就从来没有仰仗过“人口红利”，战后日本崛起之际，正是第一次婴儿潮抚育之时，而第二次婴儿潮尚未来临。

      即便按较窄的口径计算，目前中国二十至五十九岁年龄组劳动人口为八亿三千九百万，三十年内仍将维持在七亿至八亿之间，在数量上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这还未考虑生产力水平因素，除非生产力水平踏步不前，正常情形下随着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中还将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根本不会缺乏劳动力，劳动力人口总体上仍然是严重过剩的，就业压力还将长期存在。

      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劳动人口总量当然会逐渐减少，人们因此担心“人口红利”的消失，却没有认识到，中国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是必然要消失的，这并非节制生育之过，而是技术创新上不思进取、单靠消耗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结果。

      第三，日本鼓励生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而中国不节制生育却只会加剧老龄化的社会负担。日本是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

      由于日本人平均寿命大大超过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眼下超低的生育水平，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变得愈发明显。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研究所的预测，二零五零年日本老年人口比例将高达。

      日本虽然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但因为人口增殖的自我约束，能起到多大作用亦未可知。

      但以日本强大的创富能力、以完善的社会养老与福利保障体系相匹配，就算将来三人行必有老者，也构不成日本人口毁灭性的灾难。

      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有“跨越式老龄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在中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但又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比发达国家较早出现人口结构老龄化现象。

      中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确系计划生育所致。

      其一，这是“人口过多”和“人口老龄化”之间，两害权衡取其轻，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总人口必须接受的一个结果。

      其二，只要持续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老龄化率虽然提高，但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逐渐减少，因而养老总负担反而减轻了。

      其三，只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化养老制度，佐之以延迟退休等措施，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不可克服的社会难题。

      试图通过多生人口来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无异于饮鸩止渴。

      第四，日本人口发展具有自发的节制机制，而中国人口自我约束的能力微弱，一旦放开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中日两国的人口问题，表面上有相似之处，比如少子化、老龄化，但彼此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一个是高度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一个则是初步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

      日本总人口虽然不少，但人口总量尚不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最重要的是人口再生产具备了自我约束的机制，即使政府鼓励生育也不致总人口膨胀到失控的地步。

      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根本上说，既不是过去生的太多，也不是现在生的太少，而始终是人口太多。

      人口超载始终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虽然经过三十年开放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大中城市人口已经呈现类似发达国家生育率自发降低的迹象，但总体而言，中国人口再生产还缺乏可以信赖的自我约束机制。

      目前要求_放松生育限制的呼声强烈，把脉群情，中国人的生育渴望感同身受。

      全国各地生殖中心的生意火爆，不少人试图通过生物技术达到一胎多育的目的。

      如此情形，一旦放开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唯面对日本时，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口并不算多。

      这差不

      多就是人们愿意拿日本当镜子的心思所在。

      本文履行着论辩规则，只字不涉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但谁也不能否认，中日两国的人口还是有别的。

      中日两国人口之别，不在数量上，不在人口的“口”上，却在人口的“人”上。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与日本人曾一起站在时代的起跑线上。

      日本经济在战后奇迹般地崛起，理由千万条，从人口学上看，自明治五年(一八七二)颁布《学制令》以来，日本人口发展尤重“人”的开化、教育和教养，故如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日本战败后虽然物质财富灰飞烟灭，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而战后中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大多数民众蒙昧无知，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便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教育荒芜，结果几十年下来，除了越来越多的人口，真正的人类文明成就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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